近数百年来，江南一带素有“无徽不成镇”的说法。胡适先生曾有“小绩溪”和“大绩溪”的比喻。“小绩溪”是指徽州府的绩溪县，而“大绩溪”则是指江南各地。从“小徽州”（徽州本土）走出的这些商人，给“大徽州”（江南各地）带来了商品经济的活力；而“大徽州”则成了“小徽州”依托的背景，徽州本土的民生日用大部分依靠侨寓江南各地的徽州商人予以接济，两者休戚相关。这具体表现在“大徽州”的每一次社会动荡，都给“小徽州”造成了莫大的冲击。明清鼎革、咸同兵燹以及现代的中日战争，无不对徽州人的社会生活造成重大的影响。
上海是近代以来江南最大的工商业城市，徽州籍的茶商、典商及其他中小商人为数众多。集历代歙县方志之大成的民国《歙县志》，就是由歙县旅沪同乡会资助修纂的。据该书记载，歙县有首安堂丙舍（殡舍）二所，系由旅沪同乡集资修建，并就近置备田亩，办理自沪运柩回歙及寄厝掩埋等事。有学者估计，1920年侨寓上海的徽州人就不下五万人。因此，后来爆发的中日战争，就给这些徽商的经济及其乡土社会生活带来了巨大的冲击。笔者最近觅得一份徽商信函，其中反映了日军侵华期间徽商受到的冲击：
母亲大人新禧，八岁以来，诸凡迪吉，万事锦祥，敬贺叩贺。敬禀者：旧庚岁尾，上海发生战事颇烈，宝山路既变作战场，男于廿五日离沪来松（引者按：即松江），暂俟稍宁无硬（碍？），再行还申，料此事不久当可解决。何期还申，现尚未定。外面父亲与男均皆安吉，请勿远念！旧庚岁底开支应付情形，有假（暇？）望祈赐复。再，尉萼之款，未知可否清楚，请一并答示为要。特此敬请
福安，并祝
新禧百益！
男柏林叩贺
复示寄松可也。
1932年1月28日，日军进攻上海，驻守上海的国民党第十九路军在蒋光鼐、蔡廷锴的指挥下奋起抵抗，从而爆发了“一·二八淞沪抗战”。1月28日恰值阴历十二月廿一日，故曰“旧庚岁尾”。宝山路所在的闸北一带是当时抗战的主要战场，停泊于黄浦江战舰上的日机飞临闸北轰炸，著名的商务印书馆及东方图书馆即在此次事变中为日机炸毁，闸北一带受到了惨重的损失。徽商汪柏林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避居松江（松江早自明代开始，便是徽商重点经营的据点）。
上述信函是写在两页红纸上（徽州人新年信函例用红色信笺），夹在一册《定礼府君丧费簿》文书抄本内。文书封面除书名外，还有“民国廿四年岁在□□［乙亥］／怀德堂陋室／汪承烈志”的字样。文书中夹有一张紫色复写纸，封二画一非常时髦的女姓（沪上打扮），似乎即用此复写纸临摹而成。文书内容墨迹抄誊于“荣华堂”所印的朱丝栏帐簿之上，其中除了记载汪定礼的丧费开支以外，还有会文书及汪氏家族成员的小传等。从中可以了解，作者汪承烈（当即汪柏林）生于宣统三年（1911年），系歙县南乡人，“世代相传，以农耕为活”，到他父亲这一代起才开始弃农经商，有个侄子在上海新陆正大绸布号，尚未满师。文书中的《自序》对于前述信函的内容，有着更为详细的记载：
……民国十九年岁次庚午，余随父亲于松江。廿年二月间，赴沪，初学百货，同事有程观生、章养芳，皆徽人。至下年阴历十二月廿一日夜，日人寇沪，闸北悉为飞机所毁，店毁无遗，余随彳（行？），行李箱囊价值两百金，均为国牺牲。然余逃避至松江父亲处，至二月，同程观生由松起彳（行？）赴杭，由陆路回里，该岁是民国廿一年岁次壬申。……廿六年，……三月偕灶荣回沪，七月沪战起，是为举世注目之八一三也。余困沪五年，未返故乡，延至今岁四月十九日离沪。随吴润生、方秉衡、方和顺等趁火车至苏州，再趁小船穿太湖，入鸿桥，到梅溪（以上皆沦陷区，梅溪即国军守线），入孝丰、安吉、於潜、昌化等县，而入本邑，途行七日，旱程四百廿里，坐小推车半程，共费旅费百十元。……
1937年8月13日（阴历七月八日），日军向上海大举进攻，当地中国驻军在第九集团军司令张治中的指挥下奋勇抗击日军，此即举世瞩目的“八·一三事变”。徽商汪柏林在“一·二八事变”中损失惨重，事变结束后数月才返回上海，经同乡介绍，就职于北河南路的涌锡祥南号。“八·一三事变”之后五年，历经艰辛方才逃回家乡。文书备述两次事变中损失之惨烈及逃离上海返归故里之艰难。这让人想起咸丰兵燹时避居绩溪的徽州人汪士铎所指出的：徽州人“世治则出而贸易，世乱则归家”。（《汪悔翁乙丙日记》）日军侵华在徽州引起了强烈的反应。据当地编辑的一册《抗日专刊》（油印本）记载，休宁安徽省立第二中学“成立义勇军，全体受军事训练，以备赴前线杀贼。组织宣传队，课余四出演讲，以促民众之注意，知亡国之无日”（1932年1月新安汪启疆序），并通过屯溪电报局通电全国父老。该书中还收录了一份《勖全国学生加紧军事训练共赴国难》的来稿：
国耻累累雪不清，我言抵货彼增兵，辽东如入无人地，朔北频传复辟声，赳赳武夫惟退让，莘莘学子欲从征，十年教训嗟何及，猛着先鞭效祖生。
救国中坚仗学生，兴亡有责实非轻，誉髦尽作先锋队，黉舍肯成大本营，文士道兼武士道，弦歌声带凯歌声，由来不教终难战，军练相期速进行。
婺源花桥程筱鹏泣告
抗日战争时期，日本战机多次空袭歙县县城，造成较大的人员伤亡及财产损失。笔者手头的另一册民国三十五年《继福公清明薄》记载，一九四六年由于“战后物资高涨益炽”，原来清明祭祀时规定的十碗供品，族人公议改作：粉干、山粉、猪肉、酒包、鲜笋等五样各上两份，以减少开支。清明是徽州人最为隆重的传统佳节，祭祀亡灵所需的物品（包括锡箔、海产品等）主要来自江浙一带。抗战军兴，江南锡箔业的中心——杭州和绍兴相继沦陷，徽州的锡箔货源遂告枯竭；而行商于外的徽州人，或因损失惨重，或因道路梗阻，而无力或无法将祭祀所需的海味等寄回故乡。这种局面，可能在抗战结束初期也仍未改观，故而清明祭祖扫墓时不得不降格以求。可见，日军侵华，直接或间接地给僻远山乡的徽州风俗也带来了一定的冲击。
徽州遗存有国内目前所知为数最多的契约文书，这批文书，是研究宋至民国时期徽州区域乃至江南社会的重要资料。以往，学术界对于明清时期的徽州文书比较重视，但反映近现代社会生活的文书史料，同样也值得我们珍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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